53岁的邵女士没能走完这个春天。

5月2日，她因脑出血、心跳呼吸骤停被送到浙大二院滨江院区抢救，但最终被诊断为脑死亡。家人决定尊重邵女士生前的意愿，把她的器官捐献出去。5月6日下午，邵女士的家人与她做了最后的告别，随后，她被送入手术室进行遗体器官摘除手术。她捐献出的肝脏、心脏、肺和2个肾脏，预计为5名器官衰竭患者带去新生。

邵女士的长子小岳告诉记者，母亲很早就写好了遗嘱，并随着资产的变更每年更新遗嘱。不变的是，每份遗嘱中都有一行字：可以捐献器官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“今天，我帮妈妈完成心愿了。”小岳说，母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愿，要从十几年前的一个小插曲说起。

以下是小岳的自述——

我母亲产生捐献器官的念头，缘于十多年前，我小学语文课中的一篇课文《永生的眼睛》。

在学完这篇课文的当天晚上，我在餐桌上兴冲冲地向母亲表示，将来我去世之后要捐献器官。

我母亲听后的第一反应是惊讶，然后嗯嗯啊啊地结巴了一会儿，自言自语似地嘴里说着“这种事情要慎重”“要考虑家人的感受”之类的，但既没有明确表示同意，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。

到了晚上睡觉前，我母亲面色非常严肃，语气却非常温柔地告诉我：她赞同我的想法，同意我在去世后捐献器官。并且在她去世后，也要捐献自己的器官。

从那天起，在我的家中，谈论意外死亡，就像谈论去哪里旅游一样，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2023年5月1日夜，我和爱人在北京寓所观赏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这部电影由今年刚刚去世的音乐家坂本龙一先生编曲，次日，我计划携爱人去观赏他的纪念音乐会。电话突响，急报传来，我母亲已经送往急诊，情况危急。我深夜赶到机场，当天登上飞机，次日急匆匆赶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。看着医院大门，我对爱人说：“真希望从昨晚到现在的一切都是梦，我面前的不是医院，而是北京音乐厅。”

医生告诉我，我母亲因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引起心脏骤停，已无苏醒的可能。我两腿发软，愣着神，听完医生的详细解释。

事已至此，我先强迫自己先接受现实，然后前往母亲的住所，打开了她的保险柜，取出了她的遗嘱，确认她在遗嘱中明确表示：后事从简，可以捐献器官，不做不必要的抢救。

母亲为了以防万一，很早就写好了遗嘱，并随着资产的变更，每年更新遗嘱——每份遗嘱中，都会在角落里写上一句不起眼的话：“可以捐献器官。”

之所以写“可以捐献器官”，而不是写“要求捐献器官”，是担心一些亲属接受不了。

这种顾虑，完全不是多余的。

当我略微忐忑地将妈妈想捐献自己器官的事情告诉我未成年的弟弟，他歪了歪头，想当然地说：“这很好啊。很有意义而且很伟大。”

弟弟的反应，让我敲定了走器官捐献流程的决心，但我又马上面临了长辈的反对。

一位性格刚烈的亲属，以他最大的克制与严谨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一切事情处理秉持天理，人伦，观瞻”

一位比较感性的亲属，则连续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：

“如果你们敢把你妈妈身体掏空了，我从此不见你们”

“你等于烧了一个残缺的空皮囊”

“如果你俩这么做，从今后没有我这个亲人”

“她把你们养大，你们尽孝过吗？”

长辈们抵触的程度如此之高，让我稍微有些惊讶。但我也很快冷静下来，决定跟长辈们说清楚我的观点：

1.捐献器官是我母亲的遗愿，不仅有书面的表示，生前也多次讨论。所有人都应该尊重。

2.身体器官是生命的载体，而不是生命本身。捐献器官，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升华。

3.古人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捐献器官，可以给他人生的希望，是最纯粹的善举。

4.对于我未成年的弟弟，母亲捐献器官的高尚善举，可以给他在内心中立起一根新的支柱。每次想起这件事，他都会用更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。

道理讲明白，刚经历丧亲之痛的长辈们，也就叹息着接受了。

随后，我非常欣慰地从医生那里了解到，器官捐献可用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死亡，在心脏还在跳动的情况下捐献器官。我曾经在阅读《法治的细节》一书时，多次为书中所描述的，脑死亡和心死亡的争执扼腕叹息。

书中提到：“脑死亡后，只要有体温、心脏仍在跳动、呼吸尚存，就很难让患者的家人相信他已经离开人世了。”

这样的情况，很容易阻碍有捐献遗愿的亲属下决定，耽误一些等待捐献的病人生的希望。

因为之前就对脑死亡标准有所了解，我毫无负担地同意了以这个标准进行捐献。

一切尘埃落定。邵女士的生命将以另一种形式延续。

小岳说，今天他没有哭，而是和母亲做了正式的道别，把所有想说的和没来得及说的话都说给她听。“最后一句话是，您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，再见。”

在他看来，母亲还年轻，就这样走了，不能说没有遗憾，但如果能以这种形式帮助到别人，让其他人重获新生，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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